[40]对此，也有学者明确反对宪法的私法适用。
特别是前述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治国理政各领域的法治建设理论，为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环境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基础学科的理论更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引言 现代学科建制和划分，既是现代知识生产的主导性组织体制，也是现代学术管理的基础性制度结构，对现代知识增长、传播、应用具有支配性影响。同时，设立政法学学科，对于推进法治人才培养、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按照党内法规体系1+4的结构划分，党内法规学可划分为党章学、党的组织法规学、党的领导法规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学等分支学科。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越来越多打着法治幌子、披着法律外衣进行，实际上是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强法学学科建设，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我们不能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
在法学学科体系中，法律史学科可谓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冷门学科。（2）法律史学科群，即研究世界法律文明体历史发展的学科群，包括中国法律史、印度法律史、欧洲法律史、美国法律史、拉丁美洲法律史、非洲法律史等学科。摘要：关于法典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需要从现实的法典化理论进路出发，以19世纪以后的法典化实践为基础，从政治、科学（学理）和技术三个视角进行探讨。
（一）时代背景与政治意蕴 近代的法典化运动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构过程而兴起的。在二战之后，德国行政法总论的内容要么被上升为《德国基本法》上的基本原则，要么为具体行政立法所吸纳。法律原则可以通过归纳的方式从多个规范（规则）中获得，而从许多原则出发又可以上升为更加抽象的原则。当时德意志各诸侯国的政治现实依然是由容克贵族统治的封建制度，所谓民族精神最直接的法律形式——习惯法——无非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维护容克贵族统治的传统习俗和规范。
（一）法典的体裁 法典的技术首先体现在法典的体裁上。因为法典化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内置（theory-embeded）的活动，有着自身独特的政治内涵、科学诉求与技术标准。
相反，现实的法典化理论并不预设任何特定的乃至唯一的应然标准，而是尽可能地将各种具有内在差异性的法典化活动都容纳在内，并基于此对其意义展开广泛分析。（二）法典之争与政治角力 法典的编纂过程往往充斥着（学术的和非学术的）观点的争议，而观点分歧的背后通常是各种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角力。中国的《民法典》一方面回应了时代之问，也就是面对21世纪的问题。虽然两种法典化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回应法典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但两者的研究进路并不一致：理想的法典化理论认为，法典就是特定部门法区别于单行法的应然表现形式，是某些法律唯一合适的表达形式。
要注意的是，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概念，封建时代的国家并无主权观念，而仅有统治权。1756年《巴伐利亚民法典》分为人法、物法、继承法和债务法四编。论理体的法典依学理上的分类进行编纂，相比于沿革体和编年体具有两个特点。但这种完美形式主义终究是法学家的梦想，法典制定后司法实务的现实马上击碎了完美法典及其背后的传统法教义学观念。
一种是《法学阶梯》体例。以中国《民法典》为例。
近代欧陆各国的民法典，就是各自仿照两种教科书体例编纂而成的。三是中国式的法典体例，以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代表。
前者体现了法与一般的民众生活的关联，而后者体现了法的特殊的科学生活。而这里所谓学术法，就是特指基于罗马法的继受而形成的欧洲共同法，尤其是经由潘德克顿学派的概念和学理加工后的法教义学。三、法典化的科学（学理）视角 政治意志决定法典化可不可为，而学术积淀则决定法典化能不能为。《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颁行后，随着拿破仑军队的铁蹄踏遍欧洲而广为传播。由此，法典所表征的法律体系的完美性只是一种动态平衡状态中的理想，一个可以在特定时刻无限接近但又不可能完全达成的目标。法典的实施一方面仰赖于司法实务界的经验积累，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法学界的理论总结。
三是维新政治与传统政治之争。这个共同部分就是特定部门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它们构成了教义学总论的主体内容。
三是分类逻辑，即概念分类要满足分则互斥（无叠合），合则穷尽（无遗漏）的标准。可见，前者属于规范性理论，而后者属于描述性理论。
因此，并非现实中被称为法典的法律文件都是真正的法典，只有符合特定应然标准的法律文件才是。可以说，没有德国潘德克顿学派学者对罗马法素材数百年的精耕细作，没有在此基础上高度概念化和体系化的教义学作业，就不会有代表德国的《德国民法典》。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加快了法制现代化的步伐。前者代表了法典的形式化体系面向，后者代表了法典的实质化体系面向。在这些方面，我国《民法典》都尚有可改进之处。就像日本明治时期的司法卿大木乔任奏请刑法修改之议时所说的：法律乃治国之重器，安民之要具。
必须看到，主张人格权独立成编和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学者或实务界的人士，对人格权益进行保护的价值判断结论并不会因为人格权是不是要独立成编而存在差异。学者法（尤其是潘德克顿学说）为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学术准备，但当以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典化时代来临之后，潘德克顿学派在德国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进而被以注释法典为要务的实证法教义学所取代。
争议双方对于当下的日本是否有必要制定民法典并无分歧，有分歧的是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日本民法典。另一方面，与近代初期对法典化的盲目崇信不同，人们长久以来已然摒弃了法典万能论的想法。
法典既是政治宣言，又是学术成果和语言文本。其次，法典是法学学术积淀的产物。
二是法典取代学者法（学者法的边缘化）。而法典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项主权者的行为，其目的就在于消除法律渊源的混乱状况，最大限度地排斥或者消减其他法律渊源的影响力，实现法律统一。法典作为民族的法律典章，不仅要符合普遍性的逻辑和共通的基本价值，也可能甚至必然容纳特定国家的特殊经验所体现的价值。这些原则很多已被法典直接规定，部分则作为法典背后所含的教义学原则在法典注释和适用过程中发挥作用。
民族国家是否有能力制定一部相对完善的法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学学术的成熟程度。以注释法学家和评注法学家为代表的法学家阶层垄断了对罗马法和共同法的诠释权，共同法和习惯法的盛行维系了欧洲各国内部既相互割裂又具有最低限度共同联系的政治格局。
正如百多年前日本民法典之父穗积陈重在总结非法典编纂论时所道明的，法典不能伴随社会的进步，不能包含法律之全部，不能终止单行法，不能终止判例，法典编纂也未必会减少诉讼。就像其代表人物贝格鲍姆（Bergbaum）所主张的：法律绝不需要从外在加以填补，因为它在任何时刻都是圆满的，它的内在丰富性，它的逻辑延展力，在自己的领域中任何时候都涵盖了判决的整体需要。
法典就是法教义学发展（暂时的）终点。但要注意的是，体系性本就是一个程度性概念，所谓体系性法典化（法典编纂）和汇编型法典化（法典汇编）并非决然对立的两种类型，而只是存在着体系性程度不同的法典化活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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